关于苏美尔与中华文明的关系，近现代以来西方学者提出了不少假设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，苏美尔人曾东迁至中国，进而将象形文字带入中国，并为中华文明点亮了文明的曙光。该观点的主要依据之一，是西方学者认为苏美尔的象形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，因此他们推测中国的甲骨文可能受到了苏美尔文字的影响，且苏美尔文字可视为甲骨文的源头。
这一观点令人诧异的是，除了西方学者外，某些国内学者也持相同看法。西方学者提出这样的理论尚可理解，但不明白为何有些国内学者会盲目附和，去推崇这一源于外部的“外国祖宗”说法，忽视了事实本身。之所以我们批评这一观点为“罔顾事实”，是因为早在20世纪80年代，中国的考古学家就已通过证据证明，中国的文字在时间上早于苏美尔文字。因此，如果要探讨苏美尔文字与中国文字的关系，倒不如说是苏美尔在某种程度上从中国学到了象形文字。
展开剩余78%根据西方的历史观，世界上有五大古文明，除了中国外，其他四个古文明曾创造并使用象形文字，且其出现时间均早于中国的甲骨文。在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，苏美尔文明的象形文字最早可追溯至约7000年前，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，到了大约5500年前，早期的楔形文字便开始成型。然而，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在接下来的千年里几乎没有太大变化，直到近百年，苏美尔的文字才被认为是“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”。
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产生时间略晚于两河流域，最早可追溯至不到7000年前。经过2000年的演化，约在5100年前，古埃及文字开始成型。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约在4000年前创造了象形文字，经过演变发展成线形文字，直至3000年前随着迈锡尼文明的衰落而消失。印度哈拉巴文化的象形文字出现在约4500年前，并在哈拉巴文明衰落后，约3700年前也逐渐消失。
相较之下，甲骨文的形成时间要晚得多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（盘庚迁殷之后）。因此，从时间的角度来看，中国的文字显然要晚于其他古代文明的象形文字。那么，按照这个逻辑，中国的甲骨文显然可能是受其他文明影响而产生的。
然而，考古学的最新发现改变了这一传统观点。20世纪以来，在中国的一些古代遗址中，发现了大量的史前符号，如河南舞阳的贾湖遗址和安徽蚌埠的双墩遗址。这些遗址的历史远远超过了苏美尔的楔形文字，某些遗址的出土物甚至可以追溯到8000年以上。以贾湖遗址为例，出土的符号大约有20个，绝大多数刻在龟甲上。它们的形态、组合方式和书写特征，已经接近现代汉字的结构。更令人注目的是，一些刻符的形状与甲骨文的字形高度相似，如“目”和“日”等字形，但具体含义尚未确定。
在贾湖遗址的发现中，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这些符号可能代表某种文字。比如，张居中教授认为它们可能是卦象文字，而葛英会教授则认为它们是原始文字的雏形。然而，由于这些符号的数量太少，且缺乏更为详细的解释，一些学者对此仍持怀疑态度，认为它们并非文字。
与贾湖刻符不同的是，双墩遗址出土的刻符数量庞大，达到了630个之多。这些符号几乎都刻在陶器的底部，显然不是为了装饰，而是有明确的记录目的。这些符号简洁、生动、形象，具有典型的文字书写特征。此外，双墩刻符中的某些符号被多次使用，且在其他遗址如江苏镇江、安徽宣城等地也有类似发现，进一步证明这些符号具备了文字的特性。这些发现表明，双墩刻符不仅是记录特定信息的工具，还能通过符号组合表达更完整的意思，初步具备了构成语段的特性。
最重要的是，双墩刻符的造字方法已经包括了象形、指事、会意等三大字形构造法，而这些方法正是甲骨文构造的基本原则。双墩刻符的丰富内容，涉及生产、生活、宗教和艺术等多个方面，堪称史前文明的“档案馆”。因此，学者们普遍认为，双墩刻符是一种原始文字，尽管由于战乱或自然灾害的原因，未能完整地传承下来。这一文字体系的某些元素，极有可能在后来的文字演化中融入了甲骨文，从而进一步支持了中华文明的多元融合特性。
根据字形的数量逻辑来看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文字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。甲骨文包含了4000多个字，而宋代的字数则增加到约4万个。相比之下，双墩刻符有630个字，显然已经具备了系统化的规模，能够满足当时社会的书写需求。
此外，在青海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130多件刻符中，一些符号与双墩刻符相似，包括井形、网形、日形等符号，尽管这两个遗址相距3000年之久，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。
综合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，中国的文字历史至少已有7300年，甚至可能达到8000年。这比苏美尔的楔形文字早了2000年，比苏美尔的刻符还要早300年。因此，中国文字显然不可能是由苏美尔或古埃及文明“输入”的。更为可能的情形是，通过草原丝绸之路，史前时期东西方之间存在着文化与经贸的交流，真相可能是中国的象形文字首先传到了西方，苏美尔或古埃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字体系。
目前，许多西方学者仍然拒绝承认贾湖刻符和双墩刻符是文字，仍持有苏美尔或古埃及文字对中国文字产生影响的观点。这种态度，是基于科学的质疑和推测，还是一种根深蒂固的“西方中心主义”偏见？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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